中国远古的雕塑遗迹，表明在那遥远的年代，在不同地区都发展了不同的雕塑系统。甘肃礼县仰韶文化的陶塑少女头像，脸部造型圆润丰满，五官布局妥帖自然；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瓶身布满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图案，通体仿佛是一位身穿花袄的小姑娘；1983年在辽宁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女神头像，五官清晰准确，造型逼真生动，目光炯炯有神，颇具神秘色彩…这些丰富的雕塑遗迹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祖先们的艺术灵感与天才智慧，为悠久的中国雕塑艺术史掀开了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中国的雕塑艺术自开始起，就与陶器的发展密切相关，此时的雕塑作品绝大部分在陶器的造型上得到表现。雕塑是以雕、刻塑以及堆、焊、敲击、编织等手段所制作的具有三维空间形象的艺术门类。石头、木材、金属、石膏、树脂以及黏土等都是它所使用的传统材料，圆雕、浮雕和透雕是其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在原始社会遗迹中，陶器是我们了解中国远古雕塑的最好材料。它们不仅题材丰富，造型多样，而且雕凿手法也颇为多样。1986年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塑人头像，其陶质为夹砂粗灰陶，采用了捏塑、堆贴加锥划的手法进行塑造。人物的脸型较宽，眉弓粗大而修长，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面频上还有五个整齐的小酒窝。这位奇异的孩童形象，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远古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额头上的双圈纹饰更是展示了它所具有的玮奇诡谲特色，令人遐想联翩，思绪绵长。以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陶器作品，在考古方面实物比较丰富，如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的鹨形陶鼎，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猪形陶与狗形陶，江苏省吴江梅堰出土的良渚文化水鸟形水壶等，都是实用与美观紧密结合的早期装饰雕塑典型作品，它们为以后夏商周三代的鸟兽形铜尊、铜卣等造型开启了先河，意义深远。

史前的雕塑艺术，除了陶器以外，尚有玉石雕刻和蚌壳摆塑等。玉石雕刻的突出代表是1986-1987年在浙江省余杭市反山所发现的良渚文化。这里的墓地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造型精美，雕刻精细，纹饰神秘，历来受到专家们的关注，以致良渚文化被人们誉为“玉器王国”，成为中国雕塑史上的一段奇闻佳话。

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个朝代能像夏商周三个王朝如此青睐于青铜器的制作了，这个时期的贵族们很善于利用青铜制作各种器物。从目前出土的大量青铜实物来看，当时的青铜器制作到商代晚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种类，一般说来它们主要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四大类。同时这些器物的组合也尤为讲究，直至西周中期以后，随葬器物之多、等级之明确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四川汉三星堆遗址是近十余年来出土的商代青铜雕塑艺术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其中尤以一尊身高181.2厘米，连底座通高262.6厘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最为引人注目。该青铜人像头戴华冠，浓眉大眼；身上衣服装饰有华丽的云龙纹；他双臂上举极度夸张的双手紧握成环圈形状，神态威武肃穆，气氛肃杀而神秘。如此诡谲的人物形象，为后人带来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一位正在主持祭莫仪式的男性巫师，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当时的蜀国国王。此外，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铜质双面神人头像，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士三星堆的西周握圈小铜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架上铜人等，都是这个时期可圈可点的雕塑佳作。其次，商周时代的鸟兽形铜尊卣也是装饰性雕塑的优秀典范。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它造型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玉石雕刻在商代也十分发达，其中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妇好基，作品数量较多形象简洁，形制庄重，色泽优美，值得称道。综观这个时期的雕塑作品，不仅题材多样，造型简洁，而且圆雕浮雕与线刻紧密结合，商代已显现出中国雕塑艺术的民族风格。

秦汉时期的帝王们，将雕塑艺术看做宣传统一霸业、显示封建皇权威严、美化陵寝建筑、纪念功臣将帅们的有效工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雕塑艺术取得了辉煌成就，显示出封建王权的强大力量。秦始皇陵出土的大型陶塑兵马俑，数量巨大，布局严谨，手法写实，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它以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场面再现了当时秦国军队的宏伟气派，成为秦代造型艺术取得划时代成就的重要标志。与这些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不同的两汉说唱陶俑，却展示了一种生动传神的世俗情状，这显然是对民间生活的描绘。佛教在西汉末年传人我国，自东汉开始，国内已出现与佛教有关的美术创作。佛教为苦难的现实生活虚拟了一个可以暂时获得安慰的天堂，使它得到快速传播与发展，佛像与摩崖造像的陆续出现，显示出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外来宗教在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而此时的零星雕刻，无疑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刻艺术的发展壮大莫定了基础。

隋唐虽然是两个朝代，但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方面却是脉相传，一脉相通。这是一个文化全面繁盛发达的时代，也是雕塑发展的重要时期。隋代的雕塑艺术，处于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转折时期，而唐代则是中国雕塑艺术的全面高度发展时期，创作异常活跃，进步极为迅速，成就也尤为突出，以致对当时的邻近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唐高宗时期的“右相”阎立本和他的哥哥阎立德曾负责并参与了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建造工程，这座建于九峻山海拔高达188米的雄伟陵羽人战国墓，它的北阙曾放置了著名的浮雕作品一一“昭陵六骏”。这六匹李世民曾经骑过的骏马刻于贞观十年（636年），雕刻匠师们通过巍然屹立、缓缓徐行以及腾瓖飞驰等姿态，出神入化地展示了这些骏马各自不同的动态神情刻画出了它们矫健雄骏的外形，揭示出了马儿坚强刚毅、勇往直前的精神气势。

佛教虽在北周一度遭到皇帝的禁止，但自隋初开始又受到了皇帝的支持，直至唐代，佛教一直成为社会文化思想领域里的重要支柱。当时的佛教造像之多规模之大，技法之精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位于河南洛阳伊水河畔的龙门石窟，是唐代洞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而奉先寺又是其中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露天摩崖大龛。它建于唐朝咸亨三年（672年），集合了当时最顶尖的匠师，历时四年完成。佛龛南北宽约30米、东西深约35米，雕有11尊佛像；主佛卢舍那佛高约17米，面容丰腴饱满，端庄慈祥，修眉长目，嘴角微微上扬，使整幅面相不但流露出智慧的光芒，也流露出佛对人间的关怀。

据《大卢舍那佛龛记》记载，奉先寺兴建时，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并亲自参加了它的开光仪式。由于武则天曾为兴建奉先寺捐了脂粉钱，以及后来两度迎奉佛骨舍利等亲近佛教的事迹，使后人对这个女皇帝留下些许美好的印象。千余年过去，保存至今的唐代石窟寺依旧为数不少，臂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库车的库木吐喇石窟，吐鲁番的胜金口、伯孜克里克、吐峪沟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等。其中该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彩塑艺术，是中国彩塑艺术的高度发展时期。在莫高窟现存的490余个洞窟中，其中唐代的洞窟就达210多个其创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气势之雄伟，使莫高窟其他各个时代的洞窑均难以与之匹敌。这些塑像通常是按照一佛、二罗汉、菩萨、二供养天、二天王力士以及天王足下践踏一小鬼等组合而成，雕刻中注重人物神情强调外在美与内在美和谐一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王朝覆亡之后，全国的混乱格局直至北宋王朝的建立方告结束。这个时期的雕塑艺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创造了许多新的艺术品类，它服务人群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随之使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更为多样化，构成这个历史时期雕塑艺术丰富多彩的面貌。佛、道等宗教在这个时期依然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和提倡，在这种背景下，修建寺院雕刻佛像的风气又逐渐活跃起来。它们犹如星星之火，燎原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位于今天重庆市大足县城北15公里的宝顶石窟，公元1179-1249年间由高僧赵智风发愿募化修建，在幽静的月形山谷中，千手观音、孔雀明王、十王地狱变相等沿着山崖被顺次雕出。整个造像完全在统一的设计和施工下完成，布局井井有条，气势宏伟壮观，毫不重复与杂乱，既体现了施工者们的认真态度，也显现了他们对佛的虔诚心情。其中的十王地狱变相原本宣传佛经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但雕刻家们却在地狱的上方雕刻了一位养鸡女的形象。她刚刚打开鸡笼，一只鸡已急不可待地探头笼外觅食，而早已出笼的两只鸡却为了一条蚯蚓争得不可开交。养鸡女是那么的安详温和，朴素善良，农家气息扑面而来；而她周围的地狱场面却又是如此的恐怖与残酷，一静一动，一善一恶，强烈的对比使得艺术气息十分浓厚成为宋代佛教雕塑艺术中的代表作品。此外罗汉像的盛行，也成为宋代雕塑艺术的一个突出现象，但其宗教感已日渐淡化，甚至一度成为广大信众们的欣赏品。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一一元朝，此时的雕塑艺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步融合了各个民族的艺术成就，同时也积极借鉴吸纳国外的雕塑风格，展示出该时期雕塑艺术的独特风貌。元世祖忽必烈极为尊崇汉文化，元大都和上都的城市设计与建造均以汉族的传统建筑样式为主，同时其宫廷衙署、市街宅院等大多都配有雕塑装饰。元代统治者尊奉喇嘛教，但也并不排斥道教、佛教等宗教，有元一代宗教雕刻占有重要地位。宫廷的匠作机构中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雕刻匠师，其中也不乏外国来的能工巧匠。元初著名的尼泊尔籍雕塑家阿尼哥，17岁时应忽必烈征召，率队参与了西藏金塔的建造。后因其成就突出，受到皇帝赏识而留在了京城。今天北京市阜成门内的妙应寺白塔就是根据阿尼哥从尼泊尔带来的佛塔样式建造的。该塔比例匀称，气势雄伟阔大，成为喇嘛教塔中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此外，佛教雕刻杭州飞来峰摩崖造像、道教雕刻太原龙山石窟造像、墓葬出土的陶俑以及其他杂剧砖雕等，也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元代以后，中国进入了明、清封建王朝，这是中国美术在一些领域走向衰落，而在另一些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都极大地影响了各个美术品类的起伏消长和承继变异，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内容。明清两代的雕塑艺术，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进一步定型化、世俗化的倾向。

具体来说，这个时期雕塑艺术的进展主要体现在敬神意识的淡薄与衰落和世俗审美趣味的上升。在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传统的佛教造像几成绝响，即使偶有佛寺造像，也因流于固定程式而缺乏生机。世俗生活中的城隍、关帝、土地等神灵雕刻却快速增长。皇家的陵墓仪卫雕刻在继承传统制度的基础上，一如既往地进行了下去，但却失去了汉唐时期所特有的恢宏气势。它们的装饰性雕刻种类繁多，材质各异，却过分追求细致琢磨，以致形成了堆砌、繁琐和毫无生气的面貌。自明中期以来，市民意识抬头，市民阶层形成并逐渐扩大，他们的审美需要使得小型案头雕刻和装饰工艺雕刻空前发展，受到后人一致肯定，成为该时期雕塑领域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为适应美化生活和居室内观赏的需要，明清时期的实用工艺雕刻与小品雕塑大多是玩赏性的案头小摆设，同时也包括观赏价值较高的部分生活用品和文房用具。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年），活跃于江南地区的夏白眼、王叔远等竹木雕刻能手，竟然能在一颗很小的橄榄核上雕刻出十余个惟妙惟肖的儿童和罗汉，而且眉目齐全，喜怒之情传神入微。清代的根雕艺术则更为发达，南方的福州、仙游、莆田、温州、杭州等地皆是高手如云；清代皇宫里所收藏的黄杨木、紫檀、鸟木制作的小型玩具、小摆设，皆是制作精细，打磨光滑，同时还配有描金、镶嵌、填宝、加彩等装饰。更有趣的是，福建省的福州象园乡地区甚至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福建木雕派别，世人称之为“象园派”。

鸦片战争后，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共识与心声，在这种背景下，西洋雕塑开始逐渐引人我国。当然，引进外来艺术究竟能否救国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话题，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艺坛的面貌变化很大，我们从中依然可以明显看到传统精神那股旺盛不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馆第一任馆长的刘开渠，于1929年进人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学习，1933年回国执教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他的一些重要雕塑作品，如《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战土纪念碑》、《无名英雄纪念像》、《工农之家》、《孙中山先生铜像》等，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将欧洲写实主义造型语言与中国汉画像砖的形式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特点，这无疑反映了刘开渠在雕塑创作中对民族性的探索与追求。其他如滑田友、王临乙等雕塑名家，也都具有这种特点。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几千年来，中国雕塑犹如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豪迈奔放，直冲云霄。它也更像一条洋洋大江，容纳百川，奔流不息，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